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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1月11日，彭博社的《Leaders with Francine Lacqua》节目邀请到了欧洲中央银行（ECB）行长、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作为嘉宾。Francine Lacqua的节目深入探讨了拉加德在欧洲经济危机中的领导经历、她对当前全球经济动荡的看法，以及欧洲在面临民粹主义兴起、工业竞争力下降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首先对当前的全球局势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更加动荡、更容易受到冲击的世界中，这种碎片化的趋势在过去几年中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面对这种可能是人类历史周期一部分的现象，拉加德表达了一种深层的反思，她希望人类能够迎来一个清算的时刻，意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收入的公平分配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生活在一个不完全分裂和彼此敌对的社会中。这种对全球宏观环境的担忧为整个对话奠定了基调，也引出了她作为欧洲经济掌舵人所肩负的重任。采访地点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总部，拉加德特意指出，这座建筑虽然俯瞰着金融区，但并未置身其中，这种地理上的距离象征着欧洲央行在负责货币政策和监管时必须保持的独立性，不能与受监管的金融机构靠得太近。

　　作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拉加德的职业生涯始终在应对各种危机。从担任法国财政部长，到执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到如今领导欧洲央行，她的工作核心始终是保持经济稳定。针对外界曾质疑她并非经济学家出身、也不是前央行行长的“局外人”身份，拉加德坦然接受并将其转化为优势。她分享了自己的应对策略：首先是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虽然不可能完全重塑自己或赶上所有的专业知识，但至少要做到不被那些试图用术语、理论或引经据典来蒙蔽你的人所愚弄；其次，必须被一个值得信任的团队所包围，这些团队成员必须在领导者自身短缺的领域具备极高的专业能力。这种务实且谦逊的领导哲学，使她能够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中站稳脚跟并赢得尊重。

　　关于欧洲央行的具体运作，拉加德解释说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银行，而是她的团队为欧洲大陆设定利率的地方，这些决策直接影响着欧洲人的财富感。欧洲央行的理想目标是将通胀率维持在2%附近，这是一个既能保持经济活力又不会引起过度关注的水平，前提是工资也能随之合理增长。欧元区各国都有自己的央行行长，他们齐聚欧洲央行共同决策。在谈及如何在这种多元化的管理委员会中达成共识时，拉加德否定了那种必须强行通过决策、无视他人观点的独裁风格。她认为这种强硬风格并非她的行事方式，而在她看来，通过尊重不同观点、保持宽容和倾听他人意见来建立领导力，即使在危机时刻也能让她走得更远，因为当需要快速行动时，人们会因为之前的尊重而愿意追随。

　　拉加德的这种价值观深深植根于她的个人成长背景。她在海边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父母都是教授，家中充满了书籍和智力活动。音乐在她的早期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位指挥家曾教导她，指挥乐团时必须始终“领先一步”。如果指挥者沉溺于当前的音乐而没有预见到下一小节，就会错过小提琴的切入或鼓点的敲击。这一教诲成为了拉加德职业生涯的隐喻：无论是在参加会议还是处理问题时，她总是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如何为接下来的挑战做好准备。这种前瞻性的思维模式伴随她学习法律，并最终加入美国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1999年，她搬到芝加哥担任该所主席，当时那里91%的合伙人都是男性。在那样一个男性主导的环境中，她秉持着“同辈中的首位”（Primus inter pares）的理念，即每个合伙人，无论身处罗马、香港、北京还是纽约，其声音都应受到同等重视。这种经历进一步塑造了她“多听少说”的领导风格，致力于理解各方动机，化解既得利益的阻碍，并推动团队共同前进。

　　尽管在私营部门取得了巨大成功，拉加德并未预料到自己会进入政界。2005年，时任法国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的一通电话改变了她的轨迹，邀请她担任贸易部长。尽管缺乏政治经验，但在确认这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职位后，她接受了挑战。拉加德在识人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测试”方法，她学会了不轻信人们的言辞，而是通过观察人们在会议或餐桌上的行为举止来判断其真实性格。她能敏锐地分辨出谁是真正的团队合作者，谁只是在炫耀或假装合群。这种洞察力在她随后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她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以及法国银行在压力测试中的表现问题。她之所以选择服务公职，是因为感到欧洲正受到质疑，局势动荡，她希望能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上任几个月后，拉加德就遭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那是一个黑色的时期，雷曼兄弟破产，欧洲股市暴跌，屏幕上充斥着“卖出”的红色警报。拉加德回忆道，虽然少数人预见到了危机的到来并试图阻止，但这就像是“灰烬下的火焰”一旦爆发便不可收拾。没人预料到情况会如此糟糕，全球金融系统的流动性瞬间蒸发。但在那种时刻，她通常能保持冷静，这可能源于她的天性或背景。她与其他关键的财政部长们并肩作战，竭尽全力维持这艘摇摇欲坠的大船不致沉没。紧接着，全球衰退重创了欧洲，负债累累的欧元区国家陷入困境。到了2010年，投资者不再相信希腊政府能够偿还债务。此时，欧洲央行、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虽然提供了贷款，但附带了严格的条件，迫使政府大幅削减开支，导致经济萎缩和街头抗议。

　　正是在这种严峻的经济背景下，2011年拉加德接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她的首要任务是遏制危机，然后谈判额外的紧急贷款。关于希腊的谈判异常艰难，拉加德反思道，这是因为欧元区作为一个货币联盟，虽然原则上共享财政规则，但实际上并未做好应对成员国违约的准备。希腊危机暴露了欧元区机制的缺失，即成员国之间难以共同承担错误和转移债务。IMF的介入正是因为欧洲内部缺乏拯救其成员的意愿或工具。虽然IMF和欧洲因处理危机的方式受到批评，甚至被指责加剧了衰退，但拉加德坚持认为，他们的目的是恢复希腊经济的稳定性。这场危机改变了她作为一个欧洲人的认知，希腊危机不仅指出了制度上的缺陷，更确认了一个事实：欧洲各国是同舟共济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退出，因为一旦一个国家退出，所有国家都可能退出，整个集团将不复存在。

　　在危机中，拉加德展现了一种内在的平衡能力。她享受这种在兴奋、恐惧、焦虑与通过自身力量带来平静之间的张力。她坚称自己绝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这种在危机中建立共识和坚韧不拔的声誉，使她在2019年被任命为欧洲央行行长。这原本被认为是一个为期五年的任期，后来她才得知实际上是八年。上任不久，她便面临了全球大流行病的挑战，供应链冻结，需求崩溃，紧接着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通胀率飙升至目标值的五倍。如今，虽然通胀已得到控制，但欧洲经济的复苏依然缓慢，增长速度落后于全球竞争对手。拉加德坦言，这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困难时刻。欧洲曾经是世界的工业强国，但现在发现自己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在竞争力和生产力方面面临诸多挑战。

　　拉加德指出，欧洲的“美”也是它的“痛”。这种美在于各国在一起，相互宽容，尊重观点，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尊重民主基础；但当需要快速决策、实施变革以应对激烈的外部竞争时，这种复杂的协商机制就变成了巨大的阻碍。视频中展示了德国斯图加特郊外的博世（Bosch）汽车零部件工厂工人的抗议场景，这是该地区几家准备关闭的工厂之一。汽车工业几乎占德国出口的四分之一，但其曾经依赖的全球贸易关系正在破裂。来自亚洲的供应商正在向欧洲出口大量同等质量但更便宜的零部件，挤压了当地制造商的利润空间。博世计划在全公司范围内裁员1.3万人，预计到2030年德国将失去近10万个汽车行业的工作岗位。如果工厂倒闭，相关城镇将随之衰落，这种工业基础的萎缩正在重塑欧洲的政治版图。

　　失落的工人成为转向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浪潮的一部分，这些政党在整个欧洲大陆都在攻城略地。拉加德对欧洲民粹主义的担忧溢于言表，她认为社会的极化导致人们停止了相互对话，而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了“还原剂”和“加速器”的双重角色。它作为“还原剂”，消除了理性思考、解释和深思熟虑的时间，将一切简化；作为“加速器”，它极大地加快了观点、联盟和阴谋论的形成。民粹主义领导人利用这一点，寻找简单的攻击目标和简单的解决方案来吸引选民。拉加德同意这种趋势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工资和劳动力在收入中的份额相对于资本开始下降。虽然80年代工资有所增长，但利润增长更快，投资者赚得比工人多，不平等急剧增加。

　　随后的全球化更是火上浇油，公司将工作岗位转移到劳动力廉价的国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拉加德认为，中国入世后的角色显然使得收入分配问题变得更加尖锐。那些感到自己被遗弃、未能从全球化中受益且无人关注的人群，成为了民粹主义的目标。拉加德强调，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无法在一个严重分裂、绝大多数人感到被排斥的社会中正常运作。这种政治变化也给中央银行带来了新的压力。从美国到土耳其再到印度，民选领导人不断攻击本国央行的独立性。

　　针对央行独立性的问题，拉加德认为必须通过负责任的行为来赢得这种独立性，但这对于确保决策尽可能不带偏见、仅基于宏观经济分析至关重要。货币政策的影响通常具有滞后性，如果在此期间受到选举周期的干扰，政客为了短期利益要求降息或加息，将完全适得其反。因此，央行行长需要长期的任期和时间来实施中期目标。拉加德自豪地指出，欧洲央行的独立性是铭刻在条约中的，具有极高的法律保障，她从未接到过欧洲领导人的干预电话，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条约禁止的。相比之下，她认为美联储或其他国家的央行在法律层面上可能没有如此稳固的独立性保障。

　　在采访的最后，拉加德被问及她作为“危机女士”的称号以及幽默感的作用。她承认在危机时刻，幽默感和爱可以帮助人们从深陷的泥潭中抽离出来，重新审视局面。对于未来，她明确表示不会重返政界，也不会竞选法国总统。她专注于当下的工作，但也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指出自己从未为了保障养老金或舒适的生活而选择安稳，她总是敢于承担风险。这种不断跳跃、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正是她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