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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雨：特朗普眼中的对华竞争是“以斗促强” ｜IPP专访PG电子APP
2026-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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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4日，白宫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开篇即以一种近乎罕见的方式展开“自我反思”，直言冷战结束后美国精英阶层所幻想的“永久主导世界”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实现。报告重新界定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以“美国优先”和“成本—收益”为尺度，对盟友责任与地区投入进行重估。
报告勾勒出一系列“战略重组”的方向。文件提出所谓“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明确强化美国对美洲这一“后院”的主导权；在亚太方向，则要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开放更多港口和军事设施，并提高国防开支。对欧洲，报告直言欧洲正面临“文明抹除”的风险，美国将“帮助欧洲纠正其当前的发展轨迹”；在中东，则明确将战略目标收缩至能源供应与关键海上通道的安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美国究竟是在进行战略收缩，还是在通过重新划定重点、压缩成本，实现力量的重新配置？在这一框架下，中美竞争的重心与方式又将如何变化？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在2025年12月末采访了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终身教职）、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邀请他从政策文本出发，结合美国政治与战略传统，解读这份国家安全战略背后的深层考量。
王江雨：美国2025年出台的《国家战略报告》，就美国过去几十年在国际体系中的独霸地位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份石破天惊的报告。但在美国250年的历史长河中，它其实并不稀奇，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回归其历史上曾奉行过的“孤立主义”与“门罗主义”。
但自二战以来，这是美国首次以官方战略文件的形式公开表明要进行战略收缩。当然，我知道很多评论者不同意这一判断，他们认为美国并非战略收缩，仍要争夺第一和世界霸权。但至少，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是一种收缩。
这一切变化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财政考量。无论是从美国当前的财政现状出发，还是基于特朗普作为一名交易型商人的本能盘算，美国政府都认为，如果继续像过去那样维持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其中一家独大、扮演霸主角色，既依靠自身实力提供公共产品、维持秩序，又不计代价地遏制任何挑战者——这是二战后美国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传统定位——特朗普政府至少认为，这已经不值得、不划算了。同时，美国的国债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如果不改弦更张，美国的国债将无力偿还，国力在财政上也将无法持续。
只要美国继续扮演霸主角色，就必须承担国际义务、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承担盟友的安全防务。过去，美国承担了其盟友安全防务的大部分费用，例如美军在海外的基地建设，以及北约的大部分资金。特朗普政府认为这很不划算。这份报告正是基于这种财务上的、交易型的考量，推动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变。
截至2025年12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38.5万亿美元。图源：新华社
IPP：如果从政策文本和战略取向本身出发来看，美国此次《国家安全战略》中所体现的“战略收缩”，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种收缩是战术层面的调整，还是具有方向性的长期转向？
王江雨：如果对报告内容进行条分缕析的辨析，美国战略收缩的意图就十分明显了。这份报告我认真读过，我的读后感是，就美国外交政策而言，它体现了五个特点：
第一是收缩战线；第二是重建实力；第三是在意识形态上，以西方传统价值观为基础，重建整个西方阵线的意识形态共识；第四是淡化大国竞争；第五是重点针对中国。
无论我们是否接受“重大战略收缩”这一判断，美国当前的战线收缩趋势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本次报告明确提出，要降低对盟友的义务负担，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并将战略重心重新拉回两个方向：
鉴于资源的稀缺性，任何战略再部署都具有零和博弈的相对性——当一个国家公开声明重点投入某一领域时，就意味着其他领域的资源与关注度必然被压缩。若美国仍自视为“全球无所不在的霸权”，便无须特别强调重点区域。正因为在政策文本中明确提出“本土与西半球优先”，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精力与资源投入必然下降。
在这一意义上，美国正在进行一场清晰可辨的战线收缩：将主要资源用于维护本土安全，同时强化对西半球的掌控。本次报告中对“门罗主义”的重提尤为引人注目。该概念长期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与区域霸权色彩，意味着西半球被视为美国的战略“势力范围”，外部力量不得染指。
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叙事中，美国往往避免公开以此措辞界定拉美或全球关系，而是强调主权平等、国际合作与共同繁荣。但如今这一概念重回政策文本，无疑意味着美国重新以“区域主宰者”的姿态定位西半球，而其他国家的形式主权已不再是其首要考量。
1月4日，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空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卡蒂亚拉马尔镇的一些房屋在美军抓捕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军事行动中遭到损坏或摧毁，而官方报告称死亡人数不详。图源：路透社
这也意味着，大量战略资源将被锁定在本土与西半球，可用于欧洲、亚洲等其他地区的资源投入将显著下降。因此，无论从政策意图，还是从资源再分配的客观效果来看，美国都将从欧亚大陆撤回相当部分力量，并在全球范围内留下不同程度的战略真空。
这一真空由谁填补？答案因区域而异。在亚洲，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区域性与全球性力量，其综合实力已接近与美国“并肩对照”，报告中使用“near peer”（近乎对等竞争者）一词，正是对这一现实的承认。如果美国力量回撤，亚洲的权力空缺势必更多由中国填补。欧洲则呈现另一种局面。尽管内部存在结构性分歧，欧洲仍拥有德国、法国、英国等历史深厚的发达强国，而俄罗斯正以极具力量性的方式重新塑造其地缘格局。美国注意力与资源的下降将强化欧洲内部力量的再配置，使其成为俄罗斯与西欧国家博弈的核心舞台。
综上，美国正进入一个以收缩战线换取力量重构的阶段。这一趋势既明显又几乎不可逆，对全球权力版图的再平衡将产生深远影响。
事实上，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与希拉里的竞选对决开始，其阵营的政策叙事就重新定义并凸显了这一问题。我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特朗普对美国国家发展议程的一项“结构性贡献”。
在特朗普之前，无论是奥巴马、小布什还是更早的克林顿时期，美国主流政治精英普遍持有一种典型的“全球主义”心态。他们坚信美国综合实力仍牢牢占据全球首位，认为美国的经济结构、发展路径和政治体制不存在根本性缺陷——美国无论在价值体系、制度设计还是实力基础上都具备无可替代的优势。即便偶尔遇到挫折，也多被理解为竞争对手或“流氓国家”采取了某些投机手段，让美国暂时措手不及；而只要美国认真应对，随时可以重返世界巅峰。尽管美国实际上自小布什时期起便已开启相对衰落轨道，但政治领导层长期未正视这一现实，依然习惯以“唯我独尊”的话语框架来理解世界与自身。
从伊拉克战争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的相对实力已在结构层面发生变化；但小布什等美国政治精英仍以“领导者不可替代”的话语理解自身位置。图源：EPA
特朗普与希拉里竞争期间，首次将这一问题推至国家认知层面的正面议题，改变了部分美国社会的认知结构，让更多美国人意识到，美国经济体系的确存在深层缺陷。在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生产要素高度流动，美国制造业大量外迁，甚至到了难以逆转的地步；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长期并存，国家像在持续“失血”；制造业空心化、实体经济基础不断削弱。在特朗普之前，尽管学界已有广泛讨论，但这一问题从未真正进入政策核心。特朗普则把它直接推上了政策辩论的中心。
从第一任期开始，特朗普就试图采取措施应对这一结构性危机。其本人及所代表的政治经济精英群体明确提出，美国若想重建实力、重回世界之巅，首要任务就是让制造业回流。然而，他们并没有现成的“灵丹妙药”，在意识到问题的同时，也面临方案贫乏的困境。最终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征关税——似乎除了关税，也缺乏其他足以撬动结构性转型的工具。这是因为美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深层耦合问题，并非依靠关税或口号就能解决。但至少，他们重新确立了“重建制造业基础”这一国家目标，并使之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事实上，经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再教育”之后，拜登政府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结构性问题。从上届拜登政府开始，美国启动了其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全球范围内也极具影响力的政策转向：大规模使用产业政策。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举措，联邦政府投入巨额资金、提供高额补贴，旨在吸引跨国企业回流、带动本土资本扩张。
到了现任特朗普政府，这一路线不仅得以延续，而且被进一步推至强硬化乃至激进化的方向，特别是针对美国盟友。与拜登政府侧重财政激励不同，特朗普政府更带有直接施压的色彩：通过政治与经济胁迫，迫使盟友，尤其是财力雄厚的日本、韩国等国，向美国境内注入资金，动辄提出三千亿、四千亿甚至五千亿美元级别的投资要求，并强调这些资金必须用于美国本土、不得外流。
韩国去年7月原则上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根据协议，韩国将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将投资到美国的造船业，同时，韩国还将购买价值100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图源：路透社
这种策略几近赤裸、毫不遮掩。这份《国家安全战略》也清晰呈现了这种转向：美国不仅公开主张经济民族主义，还进一步强化了其政策架构。
所谓经济民族主义的核心特征，便是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相结合，以新重商主义思路为导向，通过高额补贴、产业扶持、对外压制乃至对盟友的利益攫取等方式，巩固美国国内产业基础，重塑跨国企业布局，并诱导（甚至逼迫）盟友资本向美国集中，以期实现美国经济的重新构筑与实力恢复。这是“开源”的一面。
“节流”则与美国的战略收缩直接相关，并服务于“重建实力”的总体目标。所谓战略收缩，本质上是通过减少海外投入来降低美国的全球支出负担。长期以来，美国为盟友承担了大部分防务成本，包括驻日、驻韩和欧洲多国的军事基地经费。然而，这些盟国的国防预算长期偏低（不少低于GDP的1%），他们心知肚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足以为自己兜底，于是放心将资源投入民生、基础设施和福利体系，享受“低成本安全红利”。
如今，特朗普明确宣布：美国不再无条件继续承担这样的责任。早在第一任期，他就要求北约国家将国防开支提高至GDP的2%；现在，目标更进一步，甚至出现了要求提高至5%的传言。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美国在盟友防务上的财政支出将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盟国扩军必然带来规模性的军购需求，而最主要的供应方往往是美国军工企业，这又反哺美国的制造业体系。换言之，“重建美国经济基础”这一核心目标，通过“减支”与“促收”形成了闭环，由此与战略收缩实现了联动。
2025年6月，特朗普在北约首脑峰会上强调盟国提高国防预算目标，并称其是“对西方共同安全的成功”。图源：
不过，是否能够真正达成这一目标仍是未知数。过去十年，从特朗普第一任期至今，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实际成效十分有限。尽管在特定领域有一定成果，如算力中心建设等，但传统制造业（不仅是纺织、家具，甚至包括大量电子产品）几乎没有回流迹象。
当前美国在全球算力中心建设上仍处于领先地位（与中国一道位居世界前列），但中国与美国之间仍存在差距。这种领先优势某种程度上并非制造业回流战略的成果，而是源于美国社会在面对新科技浪潮时，企业资本愿意持续投入——即便存在泡沫，仍会不断沉淀出新的产业与技术资产，形成竞争优势。换句话说，美国的“新增长点”更多来自科技资本体系的高风险创新能力，而非传统制造业的复兴。
回想我学业成长的上世纪90年代，彼时全球都在谈论“互联网泡沫”。泡沫确实存在并最终破裂，但它并非一无所获，反而为当代数字文明奠定了基石。正是那一轮由美国引领的互联网浪潮，使世界进入了网络时代。虽然泡沫破裂一度引发金融震荡，但美国凭借其制度与市场机制的承载力，迅速将危机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契机，由此在数字经济与互联网科技领域确立了对世界的长期领先地位。
放到当下同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同样带有一定泡沫成分，但泡沫并不等于毫无价值。即便存在过热，它必将沉淀出基础设施、核心算法、产业生态和人才积累等长期遗产。不同的是，相较于90年代“美国独揽先机、独自冲顶”的局面，如今的全球科技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人工智能领域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逼近与美国并驾齐驱，并将大多数国家甩在身后。
换言之，美国已不再处于“遥遥领先、不可替代”的唯一主导者地位，这恰恰构成了当前美国的焦虑背景。因此，美国在推动战略重塑与国力重建时，把希望集中寄托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之上，试图通过掌控未来技术生态来重新获取长期的竞争优势。这也正是我们所强调的第二点：美国的国力重构正在押注于AI等战略性新兴科技领域。
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相关投资预计将达6.7万亿美元，其中AI相关投资约为5.2万亿美元。 图源：路透社
很显然，特朗普政府及其团队虽然不想再为盟友提供无条件保护，不想再为盟友花太多钱，甚至还想讹诈、榨取盟友以让美国受益，但他们仍然有一个我称之为“新的意识形态目标”：在西方文明传统基础上，重建西方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取向更接近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白人主导的基督教文明体系，那是一套以传统、保守价值为核心的西方世界观，其中许多元素在当代已被视为带有强烈的“政治不正确”色彩。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自奥巴马时期，甚至可追溯至克林顿时期的萌芽起，“白左”文化在美国日益兴盛。它以普世主义为基调，强调保护族裔与性别少数群体权益，反思并削弱在历史上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白人文化结构，批判系统性种族主义，扶持边缘群体话语权。到了奥巴马任内以及特朗普执政初期，这种趋势甚至开始挑战并否定部分源自欧洲白人社会、深植于基督教文明传统中的文化观念与伦理基础。
在特朗普及其背后的白人精英群体看来，正是这些被视为“过时”的传统价值观，包括以白人、男性和基督教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组织逻辑，曾经支撑了西方世界数百年的全球扩张、殖民统治与国际主导力，因此是西方文明之所以强盛的根基。他们认为，当代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多元文化主义与“白左”文化正侵蚀这一文明基础，使西方在文化上动摇、在国际竞争中失去锐气。因此，回归这套传统的、以白人精英主导社会结构的价值体系，在他们看来不仅是文化选择，更是重建国家实力与文明自信的必要路径。
在欧洲社会语境中，这种理念往往被归类为极右翼甚至排外主义取向。而从特朗普与其副手万斯的公开表态与政策思路来看，他们不仅希望在美国国内削弱乃至清除“白左”文化影响，还希望推动欧洲进行类似的文化重组，实现跨大西洋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回流”。
由于特朗普政府对LGBTQ尤其是跨性别者的一系列政策变化，有报道指出，部分 LGBTQ 群体正在考虑搬到加拿大等国家寻求更友好的生活环境。图源：路透社
特朗普政府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推动这一文化转向：其一，是对欧洲当下的自由主义文化，在他们看来即“白左”文化，提出尖锐批评。今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罕见地以大量篇幅指责欧洲社会纵容移民、削弱基督教传统、过度保护少数群体（如LGBT），并赋予其不成比例的话语权。这种对盟友内部文化与价值体系的直接批评，在以往的国安报告中几乎从未出现过。
其二，是在欧洲范围内积极扶持右翼乃至极右翼政治力量，试图以此促进欧洲文化结构的再塑。我认为，这种做法反映出特朗普及其团队试图主导一项跨大西洋的意识形态重建工程，即以白人为中心的精英文化重新武装西方世界，包括那些曾因“政治不正确”而遭到谴责、如今却被重新包装为“文明根基”的文化元素。例如，再度强调“白人—男性—老年白人”（“老白男”）的权威性和文化中心地位，仅承认符合《圣经》诠释的性别关系与家庭模式，并将LGBT等群体重新边缘化。其目标是回归一种高度传统、甚至带有色彩的基督教文化体系，把白人精英重新置于文明叙事的核心位置。
这一文化复辟并非局限于美国本土，而被设想为一场对欧洲的精神重塑，旨在推动整个西方回到所谓“正统”的基督教文明轨道。我认为，这正是今年特朗普政府国安报告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不仅极少见地涉足意识形态领域，还首次如此公开地向盟友提出文化意义上的“纠偏”要求，希望欧洲“改弦更张”、甚至“痛改前非”，重新认同他们所界定的那条“正确”文化道路。
《国家安全战略》在基调上明显淡化了美国近年来在外交战略中常见的“大国博弈”框架，并与特朗普几天前的年终演讲形成呼应。按惯例，美国总统通常在年初的国情咨文中总结成绩、展望来年，但特朗普却选择在年末发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话，内容几乎全部围绕国内建设展开（当然不乏自我称颂），对外交与国际事务的着墨极少。他只是简略提到自己“终止了8场战争”（估计他要愿意的话也可以张口说成“80场”），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更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面对低迷的民意和明年底严峻的中期选举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年底假日期间发表全国演讲，承诺将出台政策让“电费和其他所有物价都显著下跌”。图源：路透社
这与《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逻辑一致：在特朗普的交易型思维中，美国如果要重振国力，应首先“强身健体”，把国内经济、产业与社会秩序恢复为支撑“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基石。同时，他及其团队深信，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文化上回归传统、回到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基督教文明底色。在这一框架下，大国竞争并非通向“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关键变量。
相反，如果继续追求全球领导权、在全球范围内铺线布阵，与多个大国正面竞争，从成本—收益角度看，是极不划算的——既耗费资源，又难以带来能被国内选民直接感知的收益。因此，淡化大国竞争，事实上成为今年这份国家安全战略中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它不再强调美国必须在全球范围维持绝对优势，而是强调资源内向、目标收缩，把“交易性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置于传统霸权逻辑之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某些评论者所言，美国在战略收缩后就会与中国相安无事、进入某种稳定共处的状态。事实远非如此。在前述四个特征之外，这份报告还毫不遮掩地提出了一个核心目标，即第五个鲜明特征：将中国设为首要战略针对对象。
报告开篇便以类似战略学教材的口吻，清楚指出资源有限，必须进行战略性配置、划定使用的优先序列，不能再“胡子眉毛一把抓”。而其资源应当集中投入的关键方向，就是中国。
《国家安全战略》反复强调，美国必须避免被中国赶超，要求在关键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因为在美国眼中，全球其他国家均不足以构成全面挑战，唯一可能在多个领域对美国形成竞争并实现超越的只有中国。报告甚至专门提及台海，将其视为必须严密防范的重点区域。简言之，美国虽在整体战略上收缩战线、回调资源，但这并非退让或放弃，而是为了“调仓换位”，节省力量、集中火力，以中国为核心目标重塑美国的战略优先级体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在所有领域与中国全面硬碰硬、全力死磕。其对中国的“重点针对”仍受到此前所述战略基调的约束：即美国当务之急是“强身健体”，重建国力与西方政治文明。如果为了遏制而遏制，不惜一切代价陷入你死我活的零和对抗，反而会偏离其根本目标。与中国的竞争必须服务于，也是服从于让美国自身变得更强大这一更高目标。
这与拜登政府时期的逻辑存在差异。拜登团队的政策取向更接近于：竞争的目的就是确保中国不能在关键领域超越美国；遏制本身即为目标。而在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思路中，目标已经明确转向：竞争的目的不是简单压制中国，而是为了推动美国变得更强大。
近期两个例子颇具代表性。最近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当被问及放宽对华高端芯片出口是否会令中国受益、从而增强实力，他回应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变强大在所难免；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是否能让美国更强，如果对美国有利，即便中国同步受益也未必不可接受。
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近日表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需要保持平衡，而且可能需要缩小规模。图源：路透社
另一个例子是国务卿鲁比奥等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国家，并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强势，美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这些表态都表明，特朗普团队并不寻求完全封锁中国、拒绝其发展，更不会为了某种纯粹的国际对抗逻辑而自损实力。换言之，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一旦竞争演变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便背离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根本目标。因此，他们提出的竞争原则是：竞争不是终点，更不是为了把中国按下去，而是一种手段，一种让美国重新变强的工具。
综上，我认为这是我从报告中解读出的五个特点，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战略整体：即通过收缩战线来集中资源，通过经济民族主义来重建实力，通过意识形态回调来凝聚内部，同时淡化全球性对抗叙事，以更精准、更聚焦的方式应对首要战略对手，最终目的是让美国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以更低的成本维持其优势地位。这个战略转向是清晰的，它预示着国际格局将进入一个更加复杂、更具板块化特征的新阶段。理解其内在逻辑，对于我们把握未来的国际局势演变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