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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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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达(1925-2023),杰出教育家,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新中国金融学科主要奠基人,第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经济学召集人、第四届学科评议组应用经济学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荣誉一级教授。

  “我走上讲台,讲授货币银行学,人们都赞许我相伴这门课程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程。”从编写“新中国第一部金融学教材”到突破理论“禁区”谈论通胀,从开创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到提出“大金融”学科建设构想金融学研究这条路,黄达走了75年。从翩翩少年到鲐背之年,他与金融理论研究结缘已逾甲子,而这份上下求索、揽胜揭秘的赤诚也陪其走过了一生。今年是黄达先生诞辰100周年,谨以此篇纪念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永葆初心的“大先生”。

  1925年2月22日,黄达出生在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中浓厚的学识氛围,让他自幼便领悟到:知识,是刻进骨子里的底气,是任谁都夺不走的财富。带着这份对知识的渴望,黄达毅然踏上了他的求学之旅。1946年,黄达考入我校前身华北联合大学,成为法政学院财经系的学生,随后又转为政治学院的研究生。

  1950年,结束了在华北大学的学习后,25岁的黄达成为第一批教员,被分配到我校财政金融学院前身“财政信用借贷系”,为一年制专修科学生讲授“货币流通与信用”。这成为他找到自己不离不弃事业的开始,从此以后,无论校名更迭、校址变迁,他都坚守在这一方讲台。

  初登讲台的岁月,百废待兴。大部分课程没有中国自己的教材,教学也往往是在“苏联模式”中加入“中国部分”。教学内容的“水土不服”、教学材料的缺失,都时时困扰着黄达。在人大建校初期“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指引下,黄达产生了一个念头:“货币银行学讲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讲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那还应该讲中国的货币流通与信用。”

  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没有体系,就建立体系。黄达担任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主任期间撰写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考试题,可以说是第一份由教研室教师自己编写出来的“教材”,更是今天上百万字《金融学(第五版)》的雏形。20世纪50年代,教研室决定以苏联教材为蓝本,编写一本中国学生易于接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教材,黄达主持编写工作。1957年,《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金融学教材。

  1981年,黄达与同事编写出版了《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首次构建起融合货币、价格、财政与金融的全新学科体系,成为20世纪80年代金融领域的重要文献。20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新挑战,黄达和财政金融系的同事受国家教委委托编写《货币银行学》,后几经修订再版,成为全国大专院校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的首选教材。

  “在中国的讲坛上,结合中国实际,面对中国学生,讲授先进的货币银行学”是黄达始终坚持的理念。在学科初创、“前无古人”的背景下,走向讲坛,讲述中国自己的金融学,许多人认为黄达是“自学成才”,但他更喜欢用“土法上马”这几个字来形容自己的求索之路。也正是这条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路子,让黄达不断编写出具有“中国味道”的教材,成为新中国金融教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

  改革开放后,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施价格体制改革。这一年,从提高粮、油料、生猪等18种主要农产品收购价开始,国家有计划地调整了部分农副产品的销售价格、部分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在当时,通货膨胀尚属理论“禁区”。

  “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一点点通货膨胀都不允许存在,允许一点点通胀,就会发展到严重甚至恶性通胀。”但是,长时间对中国本土金融体系的研究以及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性思考,都让黄达深刻地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通货膨胀是不可能的,中国必须要正视通货膨胀的存在并加以正确对待。于是在1979年初,他撰写了《谈谈我们的物价方针兼及通货膨胀问题》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价格改革必然会引起物价水平的上升,这不一定是绝对的坏事,我们的经济里实际存在着通货膨胀,价格改革必须与克服通货膨胀统筹考虑;并给出了应对通货膨胀的正确思路:短期要尽可能控制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不使相邻年度之间有跳跃性的波动;长期则应允许物价水平小幅度地、徐徐地上涨。

  最早正面提出和探讨通货膨胀问题,需要很大勇气。即便如此,出于对真理的坚持,黄达仍然选择了发表,开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讨论该问题的先河。1980年,他在国务院财贸小组召集的专家讨论会上明确提出“通货膨胀已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并强调中国经济改革中通货膨胀的长期存在。

  随后几年,怀揣着对物价管控与通货膨胀的深刻关切,黄达一直在科研和教学中继续进行摸索,希望找到一个能有效稳定物价、控制通胀的科学理论框架。在一次次伏案思索后,黄达最终厘清了问题的本质: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需求过热往往由财政赤字和信贷扩张引起,这意味着要控制通胀,不能只盯着物价本身,而必须从源头上控制住引发总需求过热的资金源头,即实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1984年,黄达所著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下文简称《导论》)出版,书中系统阐述了货币流通与市场供求平衡的基本内涵、信贷收支与财政收支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正确解决建设资金供求矛盾是实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关键”这一重要论断。这也标志着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的建立,该理论奠定了中国宏观经济均衡理论的基础。

  《导论》也因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先后于1986年、1995年和2013年,分别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三项代表中国经济学科最高荣誉的奖项。

  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商学院的“金融学”(Finance)被“海归”们带回国内,使得国内原来的“货币银行学”(也常常叫“金融学”)俨然成了过时的学问。这份因东西方文化链接而产生的“金融”与Finance之争,也引起了黄达的重视。

  2000年4月,黄达赴美访问,拜访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等人,这番经历让他收获颇丰。他了解到美联储“只管money不管Finance”的说法,即美联储的核心使命是管控好整个经济中的“货币总量”和“价格水平”,以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等宏观目标。但它原则上不直接干预具体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风险决策和市场竞争。

  2001年,他在题为《金融、金融学及其学科建设》的演讲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思考结论。他认为,西方日常使用的Finance,比中文中“金融”的概念外延大得多;用来专指资本市场和微观金融管理的Finance,则小于中文“金融”概念的外延。Finance专指微观金融分析,“金融”则包括微观金融分析和宏观金融分析两方面。

  在此基础上,黄达在国内率先提出兼容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的“大金融”学科建设,并身体力行。2001年出版的《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系统提出了大金融学科建设的整体构想。

  而2003年首次出版、2009年修订再版的《金融学》则充分吸收国内外金融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立足中国实际搭建了金融学科基础理论的全新框架,以现代货币创造机制联结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以原理阐释和问题讨论贯通理论金融与应用金融。该教材代表了同期中国金融学科基础理论教学的最高水平,成为融合宏观与微观、贯通中西、兼具理论与实践的里程碑式教材,发行逾200万册,影响万千学者。

  徜徉于浩淼之金融天地,他曾说,“今天看来,西方金融学全面发展的内容我们已经能够及时了解并融入到金融学科建设中了。中国的金融学科应该在世界经济研究中登场了。”这是对中国金融学的自信,更饱含对后来者的殷殷期许。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研究中国的金融问题,培养中国需要的金融人才。”在黄达心中,“教师”二字重若千钧。“青年学生要求教师讲的是道理,是严密的逻辑论证,是判断真假善恶的理性思维和一贯的标准。”这是黄达的教学信条,也是他执教生涯的写照。

  从1950年初登讲台,到1991年就任我校校长,行政工作再繁忙,“不脱离教学第一线”是他始终恪守的准则。年近九旬时,黄达仍坚持在新学期给本科生讲授金融学导论课,让同学们刚步入金融学的大门,就领略到学科的魅力。从备课、讲授到主持讨论、组织考核,他从不假手别人,努力使每个环节都成为从“自己懂”向“使人懂”的转化。

  黄达一直为搭建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奔走不息。2001年,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教授共同冠名设立“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构建中西方良性学术沟通平台,次年,两位学者冠名创立“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以期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对当下中国的经济作出研究,培养“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自由漫步的人才”。

  2014年12月18日,学校世纪馆掌声经久不息,黄达从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马凯手中接过“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杯。面对这份荣誉,他依然谦和如初:“我的一生就是作为一名导游,全身心地参与到了解、欣赏、介绍中国货币银行学景观的旅程中。”

  他将自己所获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国金融教育终身成就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多项奖金,悉数捐赠予学校,用于支持金融学科的发展。

  如今,他主编的教材滋养了一代代金融学子,他建立的理论框架依然指引着学术研究,他培养的学生已成为中国金融领域的中坚力量。

  山河依旧,风骨长存。“金融天地,浩淼幽深;揽胜揭秘,乐何如之!”他用一生诠释着“钟于斯,老于斯”的执着,从编写第一部金融学教材到直面“通胀”争议,再到构建“大金融”学科体系,他毕生坚守三尺讲台,为追求真理矢志不渝,为教书育人无私奉献,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为党和国家发展不懈奋斗,力求“对世界金融学科的发展做出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神韵的贡献”。那一份“经师”与“人师”相融的教育情怀,已随岁月生根发芽,在中国金融学术与教育的原野上,蔚然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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