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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后的2月18日，当行长米歇尔·布洛克宣布四年来首次降息，将现金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10%时，掌声雷动。

　　现代央行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是”独立自主”。政府将经济命脉交付央行，期望它能独立守护国家金融稳定，不受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然而，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难以消除权力与现实的复杂互动。

　　在被称为”幸运国度”的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独立性一直被视为经济稳定的基石之一。然而，当2025年降息钟声在大选前响起，我们不禁要问：央行能与政治完全隔绝吗？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源于联邦银行。1911年，联邦银行作为政府所有的商业银行成立，最初仅作为政府银行运作，不具备中央银行职能。一战期间，它开始为政府发放贷款。1920年起负责货币印刷与发行，1924年起持有银行间结算账户。

　　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联邦银行开始管理汇率并影响利率决策。二战期间，它获得更多央行职能，采用多种直接控制手段实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

　　这种”双重身份”早已引发争议。1926年，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访澳时就明确提出”中央银行不应与其他银行竞争业务”的原则。

　　联邦银行犹如一个既当裁判又下场比赛的运动员，引发了公平性质疑。然而，1935-1937年的皇家委员会仍支持这种复合模式，认为商业职能有助于中央银行业务。

　　二战后，联邦银行的商业版图迅速扩张。其在交易银行存款市场的份额从1948年的7.5%跃升至1960年的15%——12年间翻了一番。私人银行愤愤不平，指责联邦银行享有特权，不受私人银行所面临的诸多管制约束。分离呼声随之日益高涨。

　　更关键的是，政府可借此影响银行政策，配合选举周期，在适当时机刺激经济以赢得选民支持。

　　联邦银行行长库姆斯和总理门齐斯最初都坚决反对分离。门齐斯1957年2月15日的备忘录坦言：“虽然理解中央银行的技术需求，但政治压力不容忽视。”

　　2月24日，他进一步表示：”最好不去触碰银行结构。但我们的支持者是否允许我们保持现状？若银行问题持续发酵，将严重削弱我们的选举地位。”

　　政治利益最终战胜了政策理性。3月17日，门齐斯在另一份备忘录中承认：“政党中压倒性多数赞成银行变革……我必须将党内团结置于一切之上。”这番坦白之言揭示了金融政策背后的政治算计。

　　分离立法于1957年底提交议会，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但在参议院受阻。直到1958年底选举后政府获得两院多数，法案才于1959年4月获批。经过一系列筹备工作，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于1960年1月14日正式成立。

　　这一变化让我摆脱了调和冲突目的的困扰。与银行客户间的摩擦被消除，与私人银行的工作关系显著改善。我能全力专注于中央银行事务。

　　如今的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肩负三大核心目标：维持澳大利亚货币稳定，确保充分就业，促进澳大利亚人民经济繁荣。

　　自1990年代初起，RBA的具体目标是将消费者物价通胀控制在每年2%至3%的范围内，同时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

　　这一”双重使命”为RBA提供了灵活性。在失业率高企时，可优先促进就业；在通胀抬头时，则可收紧货币政策。2022年，RBA将现金利率目标设定为”支持可持续经济增长和通胀回归目标区间”，并承诺”不早于2024年”实现首次加息。

　　然而，这种政策灵活性可能成为政治影响的渗透点。”经济繁荣”这一模糊目标尤其如此。当选举临近时，经济表现往往决定选民取向，RBA的决策不可避免带有政治敏感性。

　　2022年5月联邦选举期间，RBA将现金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0.35%，这是十多年来的首次加息。时值通胀上升，生活成本压力加剧，这一决定被认为不利于在任政府。

　　时任RBA行长坚称选举”完全不影响”决策，强调了央行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心。

　　相比之下，2025年2月的降息决定引发了不同解读。这次降息恰逢联邦选举前夕，被许多分析师视为可能有利于在任政府的经济刺激。此举为抵押贷款持有人减轻负担，提振消费信心，正值选战关键期。

　　一位知名经济学家近日评论：”央行决策的时机常常引发质疑——是纯粹的数据驱动，还是对政治气候敏感？这种怀疑本身就说明了独立性的脆弱。”全球各大央行都面临类似质疑——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的决策是否受政治周期影响？

　　央行独立性并非绝对，而是程度问题。它存在于一个连续谱系上，随时间和环境而动态变化。各国央行都在经济现实与政治压力间寻求平衡。透明度和问责制成为维持这种平衡的关键机制。

　　2023年12月，RBA货币政策声明的签署方从行长个人改为储备银行董事会整体。这一变化强调了货币政策的集体责任制，减少了个人不当影响的可能性，加强了机构独立性。

　　然而，政府与RBA的关系仍存在多重影响渠道。财政部长拥有任命行长和董事会成员的权力，这是政治影响的关键通道——政府对RBA领导层的选择往往反映其经济理念和政策偏好。

　　《1959年储备银行法》第11条更赋予政府在重大分歧时否决RBA决策的权力。虽从未使用，但其存在可能影响RBA的决策思路。

　　为增强透明度，自1996年起，RBA行长和高级官员每年两次向众议院经济委员会报告。这种公开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RBA作出明显政治化决策的可能。但更微妙的政治考量仍可能影响决策时机和力度。

　　2022年，澳政府启动了近30年来首次RBA全面独立审查。审查建议加强货币政策框架、增强决策透明度、改善公司治理，并明确确认RBA的独立地位。这些改革将强化RBA的制度基础。

　　真正健康的央行与政府关系应在保持各自独立判断的同时，围绕国家经济福祉协作。过度强调独立性而忽视协调，可能削弱政策效果，特别是在面对重大经济危机时。

　　从更宏观角度看，货币政策需与财政政策协调，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最优效果。在全球金融危机或疫情等重大冲击面前，这种协调尤为关键。

　　2025年2月的降息决定究竟是纯经济考量还是暗含政治因素？答案或许永远模糊不清。

　　RBA的每一个决策，都在经济数据与政治现实间寻找平衡点。对选民而言，检验标准很简单：经济政策能否真正改善民生？老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

　　翁浩，Goodland Capital CEO，坚信长期主义，理性解析市场，用数据寻求投资的确定性